新财富独家:深圳顶级企业家数量已比肩香港!揭秘粤港澳大湾区的

2019-04-15 17:23

  原标题:新财富独家:深圳顶级企业家数量已比肩香港!揭秘粤港澳大湾区的企业聚变图谱 作为中国民营经济最

  原标题:新财富独家:深圳顶级企业家数量已比肩香港!揭秘粤港澳大湾区的企业聚变图谱

  作为中国民营经济最发达地区的广东,作为中国最全球化贸易及金融中心的香港,作为全球最大单一博彩市场和亚洲最顶级休闲娱乐目的地的澳门,俱体现了中国改革开放40年的经济成就。在粤港澳大湾区的概念下,这三个极点如何协同发展,迈向世界第一湾区?新财富试图通过比对三地民营企业家财富的来源、量级与成长纪录,探寻其民营经济的结构与优势所在,以及资源匹配的方向。

  根据个人持有上市公司股权及其他主要资产市值,新财富首先筛选出200名粤港澳大湾区上榜企业家,他们的上榜门槛为40亿元,总身家为47109.7亿元,平均身家235.5亿元。分地区看,来自香港的有68人,其中1/3来自地产业,他们占有了香港上榜者一半的财富。而作为全球金融中心的香港,金融业上榜者却仅有出乎意料的3人。相比之下,澳门仰赖于博彩业造富,而广东顶级企业家群体则更加年轻,造富行业组合也更加多元化,IT、地产、金融、生物科技等领域富人辈出,呈现出相对健全和充满生机的创富生态。

  新财富同时对纽约大湾区、旧金山大湾区、东京大湾区的富人所在行业进行深入分析后发现,湾区优势行业的集聚是一种普遍现象——纽约一半顶级富人来自金融业,而加州IT类富人占据了本地富人6成以上的身家,东京圈富人则呈现出典型的“娱乐至死”的特征。金融、互联网、娱乐,这些轻资产的产业类型,因为具有边际成本极速降低的特点,成就了湾区造富的虹吸效应。与此同时,这些大湾区的优势产业如纽约金融业、硅谷IT产业在全球范围内都获得了统率级别的竞争能力。

  相比之下,粤港澳大湾区各地过往在经济规律的作用下形成的迥异的产业布局,尚未能形成合力,或许需要通过协调机制,提炼并构建一个面向全球和未来更具竞争力的优势产业。而无论从阿里、腾讯背后操盘的蔡崇信、刘炽平,恒大度过寒冬之时的港资地产商,还是科技新秀华大基因、柔宇科技、大疆创新、商汤科技的技术传承看,在人才输出、资金扶持、技术交融等各方面,香港这一全球的财富、金融、教育及科技高地都对内地企业和市场起到了非同凡响的影响力,三地联手值得期待。不过,从香港地产富人占比过高,一定程度上导致新兴产业富人上升受限的情况看,或许有必要在政策设计中,避免湾区的造富优势行业向对其他新兴产业有一定抑制作用的地产业集中收敛。

  民营企业的活跃度是一地经济发展强度与活力的表征之一,民营企业家所拥有的股权等资产在资本市场获得的估值,则可以侧证民营企业的发展程度。在中国,粤京浙沪,一直是民营企业家资产估值最高的地区。在粤港澳大湾区的概念之下,如果领先的广东,再叠加底蕴深厚的港澳,则堪称中国最具竞争力的湾区。从民营企业家所掌握的资产净值的角度研究粤港澳大湾区的产业结构与融合方向,并与全球领先的湾区进行对比,不失为一个有益的角度。

  作为中国民营经济最发达地区的广东,作为中国最全球化贸易及金融中心的香港,作为全球最大单一博彩市场和亚洲最顶级休闲娱乐目的地的澳门,充分体现了中国改革开放40年的经济成就,无一不是光芒耀眼。

  不过,在传统增长时代近乎终结,全球产业格局正在重构的背景下,如果不能把握先机,应时而变,夺目的明珠也将光芒黯淡。放眼国内,粤港澳湾区各市在引领未来的现代服务、高科技、智能制造等产业上,有着最为鲜明的领先身位。所以,三地能否在当今的各自精彩之外,面向未来探索分工协作,抱团寻路,更见重要。这不只是一道关系湾区城市未来的重大课题,也对中国经济转型升级的突破具有试点意义。

  那么,三地优势何在,空间何在,如何越过种种障碍,匹配各方优势资源,实现协同共赢?政商学界,不无高见,我们且尝试从民营企业家所掌握的上市公司股权及其他主要资产价值角度进行比对,为这个大跨度的命题提供一线参照。

  因市场化之名而盛的粤港澳三地,民营经济的活跃度超过国有经济,而民营企业家所掌握的财富,大多已经资本化为上市公司的股权市值,因此,他们个人及家族的资产量级,不仅对应于各自企业过往发展的历史积累,市场赋予的不同估值,也隐含对这些企业成长性的未来预期。更为重要的是,这些富人的行业分布,是各地资源禀赋的直观映射;他们财富的积累速度与总规模,亦与区内营商环境息息相关。

  为了更加充分地反映三地造富状况和引力,我们力图从更为广泛的角度选取样本:

  这同样反映了各地生成人才的能力以及对人才的吸引力,他们之中,前者包括香港籍贯的腾讯控股刘炽平、阿里巴巴蔡崇信、前程无忧创始人甄荣辉等,广东籍贯的国美控股黄光裕(出生于广东汕头)、汉能控股李河君(出生于广东河源)等——他们以粤商代表为人所知,我们也循照传统认知将其列为广东富人,后者包括拥有香港身份的银亿集团熊续强、李宁公司创始人及大股东李宁、SOHO中国的控股股东潘张欣等。

  对纳入候选行列的企业家,我们以其2018年7月31日的资产净值作为计算标准进行排名,同时,为了更加清晰地了解今年以来微观经济层面的变化,我们还计算了他们2018年年初的资产数值,作为对比。最终呈现在面前的,是一份颇有些出乎意料的名单(表1)。

  粤港澳200名样本富人中,香港占据了68席,澳门3席,而广东占据了129席(表2)。广东上榜人中,深圳有70人,甚至比香港多出了两位。1841年开埠的香港,印象中富人如织,顶级富人的数量竟然和1980年成立特区的深圳不相上下。如果扣减几位主要业务起源于内地的富人,如张欣、李宁、熊续强等,香港起家的富人比起深圳甚至还少几位。广东剩下城市里,广州29席,佛山8位,东莞7位,汕头4位,中山3位,珠海2位,云浮2位,普宁、河源、惠州各1位。

  澳门的三位上榜人全部来自博彩业,包括掌控金沙中国的谢尔登·阿德尔森(Sheldon Gary Adelson)、掌控澳娱的赌王何鸿燊、掌控永利澳门的斯蒂芬·永利(Stephen Wynn)。何氏家族的何超琼、何猷龙因名下公司总部注册在香港,被归入香港板块。

  200名粤港澳富人,资产总值47109.7亿元,平均身家235.5亿元。相比之下,以中国内地富人为样本的2018年新财富500富人榜,平均身家为191.3亿元,粤港澳地区富人高过全国平均水平2成以上,显示这一区域拥有更强的创富能力,也体现了大湾区迈向世界第一湾区的潜力。与此同时,由于今年以来股市的大幅杀跌,本次200人的上榜门槛为40亿元,较年初的财富值有所下降。

  如果以粤港澳湾区创富能力最强的十个人进行比对,那么粤地富人略胜一筹。前十名上榜人中,5名来自广东省,4名来自香港特区,1人来自澳门,马化腾手握2450亿元上市公司股权,成为大湾区最高资产净值的企业家(表3)。第二、三名则分别为李嘉诚父子、李兆基家族。虽然年初许家印以2285亿元超越两大李氏家族,成为粤港澳地产商NO.1,不过经过今年内房股的一轮下跌,他目前位居第四名。

  如果我们以上榜人身家来比对当地的GDP,那么可以发现,香港地区的这一比例竟然已高达87%,若以2018年初的财富值计算,这一比例更可高达95.5%。也就是说,香港仅68名上榜人的身家,竟然就可以媲美当地一年的GDP。相比之下,广东2017年的GDP接近9万亿元,是本次广东上榜人身家的3.3倍。澳门2017年GDP为3358亿元,上榜人总身家为1375亿元,GDP差不多是上榜人身家的2.5倍。以此数据观察,这是否意味着,广东企业家的成长还有颇大的空间?

  如果将200名粤港澳大湾区以及其中香港、深圳两个相邻城市的上榜人进行行业上的划分和比较,则各地优势产业及结构上的显著差异一览无余(表4)。

  香港68名富人中,24名为地产富人,人数占比超过1/3;更值得关注的是,香港地产富人的财富达到了10041亿元,而香港上榜富人的总身家也只有1.89万亿元,地产富人财富占到了半壁江山,财富集聚效应令人惊讶。其背后反映的是香港本地资源不足与市场狭小,以至于早年作为支柱的制造、服纺等产业发展受限,最终在全球化竞争中被淘汰,只有本地化且满足刚需的住宅成为造富主场。

  香港的地产富人早年大多实业出身,如李嘉诚起家于塑料花、李兆基从黄金外汇炒卖赚到第一桶金,刘銮雄靠把吊扇卖到美国发家,但最后都通过“地产+股市”的方式撬动杠杆,博对周期,极致地放大了财富。除了这些如雷贯耳的家族,新鸿基地产的邝肖卿家族、恒隆地产的陈谭庆芬家族等,上市地产企业的控制权还掌握在家族老祖母手中,她们个人的知名度虽不及二李大刘,但企业名号在内地同样十分响亮(表5)。

  大名鼎鼎的英皇娱乐集团话事人杨受成,虽然更多是因为谢霆锋容祖儿等旗下明星为大众所知,但杨受成本人的财富却同样主要来自地产。他起家于钟表行业,却曾因为囤积土地在1982年的香港金融危机中欠下3.2亿港元巨债,如今杨受成家族掌控了6家上市公司,涉足地产、钟表珠宝、娱乐、证券、酒店等各行业。其中,集团旗舰上市公司为英皇国际(,主要从事物业投资及地产发展,在铜锣湾核心地区罗素街、潮流旺区骆克道、尖沙咀广东道等地拥有多个核心地铺商业。

  凸出地产造富这一特点的,则是除了这些根基深厚产业纵横港人生活的大佬,甚至有专业炒房、炒车位、炒商铺起家的投资客积累巨额财富。

  香港“铺王”中名头最响亮的“波叔”邓成波,1934年出生于广东佛山,5岁时丧母,只有小学学历,16岁时从霓虹招牌的学徒小工做起,纵横楼市40余年,如今持有遍布港九新界200多项工商铺物业。近两年,他已投资超过160亿港元换货,重组资产。2017年9月,他将观塘THE WAVE、铜锣湾波斯富街多层商铺及鰂鱼涌东汇中心地库三处项目以31亿港元价格打包售予中银国际,仅这一次转手账面赚约20亿港元。截至2018年7月31日,邓成波的财富估值为120亿元。这是内地炒房客目前还未曾达到的境界。

  地产富人吃重,足见香港地产生意的含金量,但硬币的另一面则是香港人的居住环境一直被世人所诟病。综合体现在:居住面积拥挤;房价成本高昂。根据美国城市规划咨询机构Demographia于2018年1月发布的《全球房价负担能力调查2018》,在对全球92个主要城市的调查中,香港连续第八次成为全球房价最难负担的城市。Demographia报告计算了2017年第三季度各城市“中等收入家庭的房价负担”,即房价中位数对税前家庭年收入中位数之比。报告显示,中国香港2017年的房价收入比为19.4倍,这意味着,香港年收入中位数的家庭,差不多需要20年的全部税前收入才能买到当地中位数价格的房子。澳大利亚悉尼(12.9)排在第二位,加拿大温哥华(12.6)排名第三,房价收入比不到13倍,看起来已然比香港温和了很多(图1)。

  香港中文大学也曾做过类似的调查,在香港,负担一间39.9平方米的小公寓,房价收入比都已经从2002年的4.6上升到2015年的15.7。高房价必然导致拥挤的居住环境。据统计,2016年香港8成以上的家庭居住面积在20-70平米之间,家庭住户面积中位数为40平方米。其中,居住在公屋的香港家庭居住面积中位数仅有33平方米,5成公屋住户面积在20-40平方米。而住在私人房屋的家庭空间略宽敞,中位数有47平方米。6成私人房屋的住户在40-70平方米之间。

  在全球贸易中心和金融中心香港,一屋难求和地产造富因此形成了鲜明对比,一方面,香港人居住着幸福指数低的房子,另一面,香港富人中占比最多的是地产富人群体。原因之一在于,在全球化的开放趋势下,可跨国交易的产品和服务,能在充分竞争和分工深化的刺激下,由最有效率的生产部门提供,从而实现物美价廉,有效提升消费者福利。但固定在土地上的房子,却无法移动,也就无法跨区贸易,且不说不同城市,即使在同一个城市,不同地段价格都会有天壤之别。

  然而,香港大片地产富人的存在,年轻人难以负担的高房价现实,的确部分阻碍了其他行业的发展。财富集聚于地产富人这一现象,也许部分回答了,为什么香港缺乏年龄低于40岁的创业型富人。房价上涨浪潮,已让年轻人在高房价中疲于奔命,无暇“诗和远方”,无暇创新创业。

  李嘉城/李泽楷父子,也许即是香港世界里“地产-创新”这一对立生态的真实写照。李泽楷大学时执意没有选取父亲更为中意的商科,而是凭借兴趣选择了斯坦福大学的计算机专业,回望这20年的互联网世界发展,不能不承认小超人的未来感和眼光比其父甚至更佳。然而,即使资源人脉见识都不缺,李泽楷在香港依然难以推行他的高科技梦想,其落地的主要实体项目“数码港”,并没有承载起“振兴香港高科技”的初心,却陷入“以科技知名,行圈地之实”的巨大争议中,引起香港传统八大地产富人家族联起反对。

  有意思的是,尽管金融中心是香港重要定位之一,但香港的金融行业富人却屈指可数,仅有3名,落后于商业服务(10人)、日用消费品(9人)、IT互联网(6人)等行业。这3名金融业富人分别是金利丰金融集团的朱李月华,大新金融的王守业,以及洪桥集团的贺学初。其中,朱李月华是香港知名的投行女王,一代“壳后”。朱李月华的父亲是李惠文,为澳门赌王何鸿燊的得力助手。在此背景下,朱李月华和一众港澳富人建立了合作关系:何鸿燊、郑裕彤、刘銮雄、何超琼、梁安琪、何猷龙、张松桥、廖烈文……均为其豪华朋友圈成员。

  贺学初则是叱咤香港资本市场为数不多的内地高手,他因擅长“借壳”为人所知,其操刀的经典案例包括2001年将连续5年亏损的上市公司四海互联网重组后更名为上海证大(,后又于2002年将连续5年亏损的南华信息科技重组后更名为吉利汽车(00175.HK),两次卖壳,都赚得盆满钵满。目前,贺学初与李书福之子李星星一同控制着市值约百亿港元的洪桥集团(08137.HK)。

  相对于证券市场,香港的民营银行业上榜人则只剩硕果仅存的大新银行王守业家族了。大部分传统银行家族或完全甩卖,或转让控股权家族只保留小部分股权,退出了这一行业,而接盘方多来自内地。

  标志性的一幕出现在2008年5月,招商银行与永隆银行原控股股东伍氏家族签署协议,以193亿港元购入永隆银行53.1%的股份,成为绝对控股股东,2009年1月,招行完成对永隆的全部收购。在收购前,伍氏家族名下的伍挈宜有限公司、伍宜孙有限公司和宜康有限公司分别持有永隆银行28.22%、13.89%和11.01%的股份。由于此笔交易恰好完成于金融海啸之前,且收购PB高达2.91倍,伍氏家族的脱手被视为“卖了个天价”。

  此后,2014年2月17日,广州市大型国企越秀集团宣布正式完成对香港廖创兴银行的收购。这起收购的总价高达约116.44亿港元,廖创兴银行自此彻底去家族化。令人唏嘘的是,廖创兴家族此次仍有后人登上榜单——家族的八少奶廖汤慧霭,她的致富之道是炒卖车位囤货居奇,而赚入第一桶金。据报道,其从1999年开始豪掷千金,筹措6000多万港元,购入黄埔花园及九龙红确湾中心的231个车位,平均每个车位作价25万-32万港元,而当年的车位出租价格即达到了每月2500至2800港元,年回报率达到10%以上。

  至此,香港本土银行业只剩王守业家族的大新金融,及李宝国家族掌控的东亚银行(00023.HK)。不过,东亚银行目前的董事会和管理层虽仍为李氏家族及其盟友掌控,但股权十分分散,前四大股东分别为日本的三井住友银行(持股19.01%)、西班牙的Criteria Caixa,S.A(持股17.3%)、郭令灿家族的国浩集团(持股14.15%)及对冲基金Eliott Capital Advisors(持股8%),而李宝国本人持股只有3.76%(2017年年报),其他家族成员也只有少量持股。这一局面让东亚银行的控制权成为不少资本垂涎之物,国浩集团和Eliott Capital Advisors都曾对李氏家族逼宫,意欲取而代之并推动东亚银行高溢价出售。

  香港本土银行家族纷纷出售控股权,一则因为香港推行利率自由化后,金融业竞争态势加大,理财等中间业务收入则受到金融海啸影响被纳入强监管,本土家族企业势单力薄,难以与强大的外资和中资大行竞争。二来,家族二代接班意愿下降,且随着分家股权日益分散至二代、三代手中时,集体管理决策难度上升,以2-3倍的PB卖个好价钱对家族而言更为轻松省心。三来,内资多半将香港当作“走出去”的桥头堡,在这里收购现成的资产和网点练手,比直接走进欧美厮杀环境相对更熟稔,因而香港本土金融资产成为内资的“香饽饽”。在买卖双方这一心理权衡下,几桩大规模成交的背后,是香港本土银行业富人的退出。

  领先一步的香港这一境况,或可对当下内地民营企业热衷于拿下银行等金融牌照提供参考意义。全球化、专业化、严监管的金融行业,是否适合家族企业运营?

  与香港富人集中于地产,而澳门富人集中于博彩相对的是,更为年轻的深圳,民营经济的发展通道更加宽敞。当地70名上榜人中,13名来自地产业,占比不到1/5,提醒彩民六博是什么肖他们的财富为3779.5亿元,占深圳上榜人整体身家的比例只有25%。各行各业都有机会,尤其是IT富人,占比26%,财富占比32%,在数量与人均财富上均压过了地产,深圳的上榜人结构也与美国福布斯的上榜人结构更为相似(表6、图2)。

  按人数来排列,深圳上榜最多的前五个行业分别是IT(18人,占比26%)、房地产(13人,占比19%)、医药生物(8人,占比12%)、商业服务(7人,占比10%)、金融服务&耐用消费品(各5人,分别占比7%)。有制造有商业,有金融有地产,还有医药+IT,这样的创富组合对于一个城市来说,体现出了生态健全、良性竞争的行业结构。

  民企的发展,带动与香港前店后厂、三来一补成长起来的深圳,如今与香港并驾齐驱,深圳赶超香港,常常被认为是不确定时点的确定问题,今年,当报道纷纷热炒深圳GDP首超香港时,深圳2017年GDP最终厘定为22438.39亿元,按可比价格计算,同比增长8.8%。按照2017年末的汇率,深圳GDP为3320亿美元,香港GDP为3414亿美元,相差不足3个百分点(表7)。

  深圳的成长确乎令人惊艳。往前倒推20年,1997年,香港盛大回归。那一年,香港GDP为1774亿美元,相当于中国内地GDP的18.6%,而一线之隔的深圳,GDP仅有1297亿元,只有香港的1/10。如果再往前倒推20年,1977年,香港GDP总量为183亿美元。而中国内地刚刚恢复了停顿10多年的高考制度,万废待兴,深圳经济特区尚未诞生,原生家底连香港的零头都不到。那时,谁会想到深圳的今天和香港的今天呢?同样的,当荷兰殖民者从土著手里,用价值60荷兰盾的布料和饰品买下曼哈顿岛,谁会想到有一天,这里会成为寸土寸金的纽约?当1976年乔布斯和沃兹涅克在车库里鼓捣创意时,谁知道有一天苹果会价值万亿美元,加州会成为全球创新圣地?

  不过,年轻的代价或许就是广东上榜人的抗风险能力不及香港。如广东地区突出的IT类富人,2018年初时总身家为7944.8亿元,至2018年7月31日已快速下降至6357亿元,整体降幅达到了20%。其中,身处港股的腾讯市值今年自最高点蒸发近万亿港元,连累马化腾身家剧降350亿元,不过其仍一“马”当先,领先于一众粤港澳地产商。

  在美国上市的网易也没能逃脱下跌的命运,丁磊的身家也较年初下降了25%。而在A股中小创上市的企业家则遭受了最沉重的打击。如保千里的实控人庄敏,旗下上市公司*ST保千(600074)创下A股有史以来最长的跌停纪录——26个,跌幅达到了90%,而庄敏本人也被证监会立案调查。海能达(002583)、达华智能(002512)等此前的热门股票今年也大幅杀跌,使得短短半年时间,他们的创始人陈清州、蔡小如家族财富就急剧下滑近五成。而创办光启科学(的刘若鹏,其持股市值从年初的65.6亿元直落至23.5亿元,降幅高达64%,若按年初时点来排序,其尚在榜上,但年中已无缘榜单(表8)。

  而香港富人的损失就要小得多,如优势突出的地产富人群体,年初时坐拥10420亿元的总身家,至2018年7月31日末,仍保持了10041亿元的规模,整体跌幅不到4%,在今年市场各种惊涛骇浪中几乎未有损失。

  这一方面在于两地市场的表现不同,近一年来(截至2018年9月15日),上证综指跌幅为-20.76%,深圳综指跌幅为-29.7%,以深圳为基地的中小创企业,在此市场环境中自然难以幸免,控制人身家降去3成不过平均数,财富腰斩也并不鲜见。而同期恒生指数只有-2.18%的微弱跌幅。香港富人上市公司多位于港股,这也使得他们的财富值保全度更高。

  此外,在财富保值增值的理念和操作模式上,香港富人也颇为不同。以广东代表马化腾和香港代表李嘉诚为例,马化腾几乎全部财富都来自持有腾讯控股的股权。腾讯自身虽然采取了“广撒网”的投资方式,但马化腾却极少有个人的多元化投资,这让他的财富值跟随着腾讯大起大落。相比之下,李嘉诚的产业布局横贯东西大陆,行业则从地产、港口、电力、通讯到零售,叠加之后极大地平滑了各行业周期的现金流风险,提升了财富整体抗风险的能力。其对宏观大周期时点的判断和拿捏,数次通过重组改造长实、长和的业务结构和变更注册地等高超的财技,更体现了一个企业家“臻于化境”的财富修为。

  在经济规律的作用下,粤港澳大湾区各地民企形成了迥异的产业布局,且各自颇有竞争力,与此同时,在过往的实践中,三地之间也已达成了诸多紧密合作。

  本次上榜的香港6名IT类富人中,腾讯的刘炽平和阿里的蔡崇信,都是香港输出到内地的顶尖金融人才,他们一个站在马云身后,一个站在马化腾身后,在两家企业的国际化与资本化中功不可没。

  1999年,70万美元年薪的蔡崇信主动放弃了香港私募股权机构的工作,到阿里拿500元一个月的工资,帮马云融资,并第一次给阿里搭建了现代化的合伙人股权制度。他对于马云有多重要呢?马云说过,能取得今天的成就,最感谢4个人——孙正义、杨致远、金庸、蔡崇信,如果非得选一个最感谢的,那就是蔡崇信。阿里的合伙人制度中,只有两个是永久合伙人,一个是马云,另一个就是蔡崇信。作为回报,在一众创始人、高管团队里,蔡崇信拿到的阿里股权仅次于马云。2015年阿里巴巴上市时,马云持有8.68%股权,蔡崇信持有3.56%股权。

  而刘炽平与马化腾相识于腾讯上市时。彼时刘炽平在高盛工作,2005年加盟腾讯后,刘炽平以火箭般的速度升迁,出任首席战略投资官,负责腾讯战略、投资、并购和投资者关系;2006年后升任总裁;2007年后,任命为执行董事。腾讯几单重大投资如京东、滴滴都由刘炽平主要负责推进。而3Q大战后,腾讯以投资天王的身份摘掉了抄袭者的帽子,舆论也认为这一风格切换和刘炽平不无关系。刘炽平同样获得了丰厚的物质回报。在香港资本圈,素有两大“打工皇帝”之名,一是跟随李嘉诚多年的大班霍建宁;二就是刘炽平,后者2017年年薪高达2.37亿元,同比增长了近1倍,既超过了马化腾本人4593万元的年薪,也高过了霍建宁2017年2.1亿元的年薪加花红。

  香港拥有着成熟的资本市场和与全球接轨的投融资文化,不少内地企业家可能在技术产品和市场化上具有敏锐嗅觉,但在面对资本市场时却缺乏相应的勇气和知识储备,在助力内地民企规范、融资及全球化上,香港人才发挥的作用绝不止蔡刘两人而已。

  在许多内地企业的成长壮大过程中,来自香港的资金支持或者技术引进都起到了关键性的作用。2008年金融海啸时期,恒大欲带血上市而不成,和投行签下巨额对赌条约的许家印眼看有丧失控制权之虞,于是将目光投向一水之隔的香港,寻求香港地产大亨和外资金融机构的支持,以化解巨大的资金压力。

  据媒体报道,许家印马不停蹄地穿梭于香港各大地产商和投行代表之间,其中包括李兆基、李泽钜等人。最终人称“鲨胆彤”的香港新世界集团主席郑裕彤及其他7家金融机构合计出资5亿美元驰援恒大,解了许家印的燃眉之急。而日后许家印有了资本时,对于曾经帮助过他的香港地产富人,也不遗余力地回报,动辄百亿元收购他们内地的待处置资产,助其回血。

  2001年纳斯达克网络泡沫破裂之前,幼小的腾讯尚未获得自身的造血能力,被激增的服务器费用给困得焦头烂额,也是幸运获得了李泽楷旗下电讯盈科的一笔救命粮草,方才度过漫漫寒冬,如今,腾讯市值已远超李嘉诚家族的任一旗舰上市公司。

  而时至今日,小米上市前夕,雷军仍亲自登门拜访李嘉诚,以期得到后者的站台。小米上市,李嘉诚以3000万美元认购成为重要战略投资者。但人们很少知道的是,从小米初创时期就坚持投资且屡屡跟投的晨兴资本,才是真正的识货人和受益人。而晨兴资本的创办人,正是香港恒隆地产的掌门人陈启宗/陈乐宗兄弟。

  这种两地亲密的互助关系不单纯体现在资金扶持上。事实上,内地近年来的不少科技新秀,和香港有着不解之缘。

  香港虽为弹丸之地,其高校的全球排名却颇为出色。在这些高校的实验室里,诞生了不少足以孵化和催生独角兽的新兴科技。

  今年最高市值曾达千亿元的华大基因,赖以成名和盈利的商业基础即在于无创产前基因筛查——抽取孕妇5毫升的外周血,可以查出胎儿13倍体、18倍体、21倍体是否为正常数量的染色体,这一技术比起传统的唐筛准确率大大提高,而比起准确度100%的羊水穿刺技术又免除了流产的风险。2011-2016年,华大基因仅在深圳市就完成了10万例无创产前筛查,这一业务目前仍贡献了华大营收的半壁江山。

  而这一技术的原理最早由香港中文大学的卢煜明教授在1997年发现,他首次证实了孕妇的外周血内存在胎儿的游离DNA,从而奠定了无创产前基因检测技术的理论基础。

  1980年出生于浙江的汪滔,2003年在华东师范大学读大三时毅然退学,2005年他在香港科技大学准备毕业课题——研究遥控直升机的飞行控制系统。2006年,他和在香港科技大学攻读研究生时的两个同学正式创立大疆,将自己的奖学金投了进去,这个初创项目甚至获得了母校最初的200万元启动资金支持。如今,大疆创新已占据了全球消费级无人机5成以上市场份额。2018年5月,据媒体报道,大疆通过创新式“竞价融资”的方式,已完成新一轮10亿美元融资,融后估值达到150亿美元。

  专注于计算机视觉和深度人工学习智能技术的商汤科技,成立于2014年,目前已跻身国内人脸识别技术第一团队,估值达到45亿美元。其初始团队及大部分主创人员都来自香港中文大学汤晓鸥领导的机器视觉实验室,现任CEO徐立也是香港中文大学的博士毕业。

  近年来,香港的科研力量搭配珠三角的广阔市场,孕育诞生了一批如柔宇科技、奥比中光等明星科创企业。柔宇科技刘自鸿毕业后,同时在香港、深圳、硅谷三地启动创业。2017年12月,广东省委、省政府印发了《广深科技创新走廊规划》,连接广州、东莞、深圳,打造“一廊联动十核驱动”的创新高地,粤港澳大湾区的议题下,这一创新走廊又自然延伸到了港澳。

  可以看到,无论是人才输出、资金扶持还是技术交融,香港这一全球财富、金融、教育及科技高地都对内地企业和市场起到了非同凡响的影响力。而内地丰沛的资源与市场,过去和未来都是香港经济成长之源。不过,粤港澳三地的合作仅停留在上述层面,并不足以进军世界第一湾区。参考各大湾区的发展历程,集纳各方所长,构建最有可能突破的优势产业,粤港澳大湾区方能在面向未来的竞争中取得先机。

  粤港澳大湾区的定位,对标的是世界知名的三大湾区——旧金山大湾区、纽约湾区及东京湾区。观察这些成熟湾区的经济发展,可以发现,这些商业发达的地区不仅是它们所在国家重要的经济增长极,不同湾区也呈现出明显的优势行业分布特征(表9)。我们以福布斯富人榜作为样本研究发现,那些最有竞争力的行业往往也诞生了最多的富人。

  旧金山湾区位于美国加利福尼亚州,硅谷的迅速崛起,成为了旧金山湾区最强劲的发动引擎,也成为了美国新经济的造富中心。

  基本上西半球最为知名的IT公司及其创始人都集聚在加州,包括Facebook的扎克伯格(Mark Zuckerberg,710亿美元)、甲骨文的拉里·埃里森(Larry Ellison,590亿美元)、谷歌的拉里·佩奇(Larry Page,446亿美元)和谢尔盖·布林(Sergey Brin,434亿美元)、苹果的劳伦娜·鲍威尔·乔布斯(Laurene Powell Jobs,乔布斯之妻,194亿美元)等。在加州大湾区里,既有雅虎、英特尔这样雄霸市场多年的明星公司,还有其他众多新生代互联网公司如优步、Ebay、爱彼迎等,它们的兴起,不仅直接改变了普罗大众的日常生活,更创造了诸多身家百亿美元级别的年轻新贵(表10)。

  在过去大半年中,当A股和港股经历痛苦的摔打时,美股以FAGA(Facebook、Apple、Google、Amazon)为首构成的纳斯达克指数却迎来了欢天喜地的上涨。驱动着硅谷这一核心造富引擎的,是旧金山大湾区同时具备“人才、创新、资金”三位一体的优势。

  其一,该湾区拥有著名的大学群体——斯坦福大学、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加州大学旧金山分校、加州大学戴维斯分校以及加州大学圣克鲁兹分校等一批世界级名校,大批人才在校园里就已沉浸入硅谷的氛围,寻找志同道合的朋友,将创意点子落地与实践,读书创业互溶;其二,众多创新型公司在此地开设了实验室,如大名鼎鼎的仙童半导体实验室等,它们多聚焦于前沿技术的钻研及产品的应用优化,始终站在全球科技最前沿;最后,旧金山大湾区还拥有着源源不断的风险投资资金,而因为谷歌、苹果、甲骨文这些成功案例给风投带来了成百倍的回报,更多的资金被吸引到这一良性循环轨道中来。

  加州湾区的IT行业集中优势十分明显。福布斯2017年美国400富人榜上,加州共有93名上榜富人,占到了近1/4。而这其中,IT互联网领域就贡献了35名富人,人数占了加州富人的1/3强,更占到了全美顶级富人的1/11。而更令人震撼的是,该湾区35名IT富人的总身家达到了3760亿美元,占到了加州上榜富人总身家的60%。同时,IT领域富人明显更“值钱”,其平均身家达到107亿美元,比加州富人67亿美元的平均身家高出了6成。

  目前看来,该大湾区的创新和造富动能还十分充沛。根据市场研究机构Spoke Intelligence和VB Profits在2016年发布的报告显示,全球共有229家独角兽(估值10亿美元以上),其中,有101家独角兽公司的总部据位于硅谷,占比近一半。这些独角兽公司有望在未来持续为福布斯美国富人榜贡献新生力量。

  该湾区惊人的创富能量,与其在全球网络经济的统治能力密不可分。如市值8200亿美元的谷歌(GOOGL.NSDQ),旗下已有八款产品应用在全球的活跃用户超过了10亿人,分别是谷歌搜索服务、Gmail(邮箱)、Chrome(浏览器)、谷歌地图、YouTube(视频网站)、Android(智能手机操作系统)和谷歌应用商店,最新加入这一10亿活跃用户俱乐部的是谷歌云盘服务(在线存储)。值得一提的是,Android在全球的用户已经超过20亿人。

  加州湾区的另一大明星,当属市值已突破万亿美元的苹果(AAPL.NSDQ),从2007年6月到2017年6月,苹果总共在全球卖出了12.1亿部iPhone手机,给苹果创造了7400亿美元的营收。

  相比之下,作为国内最成功的社交娱乐天王,腾讯旗下微信的月活用户达到了10.6亿,QQ的月活用户为8亿(2018年中报)。全中国迄今也仅有微信这一款应用的用户超过10亿量级。

  “金融+互联网”,是美国新经济时代收割全球最有利的两大武器。如果说加州大湾区的富人生动刻画了美国在互联网高科技领域的统治力,那么,在纽约湾区的富人榜上,我们更能深刻体会到,美国这部强悍的金融机器,为何能在2008年全球金融风暴后,如此轻易脱身而出,并迎来股市十年长牛。

  在福布斯美国400富人榜上,纽约州上榜富人共70名,其中31人来自金融服务业,占比高达45%,几乎一半富人来自“钱生钱”的生意。这31位金融业富人一共掌控了2306亿美元财富,占据纽约州上榜富人总身家4422亿美元的一半以上。该行业的平均身家达到了75亿美元,也超过了纽约上榜富人平均63亿美元的水平。

  由此可见,纽约大湾区最盛产的富人就是金融界富人,而他们无一不是在全球历次金融浪潮中摸爬滚打练就出来的世界顶尖大鳄。以狙击英镑一举成名天下知,继而在东南亚掀起98金融风暴的乔治·索罗斯,即是其中典型代表,他曾被誉为“打败了英格兰央行的人”,也曾兵败香港,如今他旗下的量子基金是全球闻名的对冲基金之一,2017年索罗斯财富为230亿美元。

  纵览纽约湾区的金融富人,多半产生于对冲基金、私募股权投资基金,他们风格不一,擅长的套利方式也因人而异,如以量化投资取胜的詹姆斯·西蒙,以恶意并购成名的卡尔·伊坎,“垃圾债券之王”迈克尔·米尔肯昔日得力助手、后创建阿波罗的莱昂·布莱克,在2008年金融危机中因大举做空而获利的大空头约翰·保尔森,以定量分析高频交易见长、曾执教于哥伦比亚大学计算机系的大卫·肖,无论身怀何等绝技,他们都是通过为投资人赚取不菲收益,实现了顶级财富的积累,跃升美国最富阶层(表11)。榜单上,还有一位中国的老朋友,黑石集团的苏世民,他以126亿美元身处美国富人榜第35位。最有意思的是,为金融业挖矿者“送水”的人成为了首富——全球投资经理和交易员必备的彭博终端,造就了纽约金融业的首富迈克尔·布隆伯格,他以468亿美元身处美国富人榜的第8名。

  众多纽约金融界富人的存在,充分体现了纽约金融业对于全球金融市场的影响力。不能不感叹,尽管中国金融业总资产激增,产能泡沫化严重,但产自金融业的富人,离纽约州如此庞大的投资明星阵容还相差甚远。而中国金融市场的发达程度及外溢效应,也还和美国相差几个段位。

  对比纽约大湾区、旧金山大湾区的富人构成,可以发现,这两地的产业结构出现了明显的优势行业集中收敛,一则收敛于金融业,纽约一半富人产自金融;一则收敛于IT互联网,加州8成财富掌控在IT富人手里。

  由于东京大湾区的富人数据欠缺,我们使用福布斯全球富人榜中提取出来的日本富人进行取代。我们从中一共提取出36位富人,他们虽分布在零售、地产、鞋业、快递、教育、餐厅等各个领域,但具有某一共性的富人还是显得相当突出。有3位富人的财富来源均为柏青哥机,柏青哥机在日本非常流行,类似于街头的角子,带有一定的软性赌博色彩。要知道,全日本上榜的36位富人中,来自房地产的也仅仅只有3位。此外,有2位富人财富来自电子游戏,2位富人来自社交网络行业,还有1位来自赌场业。这些可归纳为泛娱乐类别的富人多达8位,在日本36名富人中占比达到了22%,由于其他富人的行业均十分分散,娱乐创富的特征在日本也就显得格外突出了。

  无论金融、互联网还是娱乐业,都属于轻资产行业,且具有边际生产成本无限降低的特征。这就使得它们的扩张更容易,杠杆撬动的财富量级更高,世界几大湾区的创富行业趋于收敛至某一特定行业的现象,或许并非偶然巧合,其背后自有经济原理在支撑。

  从这一角度看,世界成熟湾区的产业聚敛,对于粤港澳湾区可以起到借鉴意义。尚未完全打通形成合力的三地,或许需要通过协调机制,提炼并构建一个面向全球和未来的更具竞争力的优势产业链条,比如广东已有优势的智能制造,抑或广东和香港各有优势的生物医药等等。

  从民企的布局看,粤港澳湾区之内藏龙卧虎,尤其是香港、广州、深圳三地近年互相赶超,城市实力处于微妙的切换节点中,不过,各地产业分工虽有不同,却又颇有协同的空间。

  如,在深圳体量成长到一定规模之后,教育、金融、制造等方面底蕴深厚的香港与广州,同样优势彰显。而对于港澳富人,其充沛的资本不仅可以用于支持广东新兴产业的运作,面向未来的资产配置,也有助于其财富保值增值。因此,无论粤港澳大湾区是几核驱动,各方集纳自身胜场,聚焦最具突破可能的产业链条,协同共赢,达成聚变,才是最优解决方案。

  事实上,作为全球人口最多、GDP增速最快、空港旅客吞吐量最高、港口货物吞吐量最高的湾区,粤港澳湾区优势明显,而劣势则在于第三产业占GDP的比重还是最低的,人均GDP还是最低的(表12)。而这,或正意味着更为可观的成长空间。

  跨越不同制度安排的粤港澳大湾区,自概念提出伊始就备受瞩目,未来其将通过创新机制共同成就怎样的未来,湾区未来的创富潮流将会往何种行业及方向集中,还有待各方进一步讨论,不过值得提醒的是,从香港地产富人占比过高,一定程度上导致新兴产业富人上升受限的情况看,是否有必要在政策设计中,避免湾区的造富优势行业向对其他新兴产业有一定抑制作用的地产业集中收敛?

  标签:香港 澳门 深圳市 企业家 粤港澳 新财富 上市公司 民营经济 地产 富人 财富 身家